![黃超[紅軍]](/img/f/1a6/nBnauM3XwIjM0ETN5QTN2ETOzQTM5IzM1kjMzQTNwAzMwIzL0UzLwA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黃超[紅軍]")
簡介
黃超（1906-1938），貴州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青少年時讀書，思想追求進步，參加學生愛國運動。
西路軍 1935年5月隨紅四方面軍長征。成立中共西北特區區委，為政治局候補常務委員，並任西北聯邦政府執行委員。同中共中央，中央紅軍會師後，曾擁護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為，9月調任紅5軍團改成的第5軍政治委員，積極執行張國燾命令南下川康邊作戰，任金川軍區政治委員。1936年6月隨紅四方面軍北上，10月率紅五軍西渡黃河，編入西路軍，仍任軍政治委員。1937年1月紅5軍軍長董振堂指揮部隊血戰高台激戰數日，他指揮失誤未及時增兵致高台失守，軍長董振堂，軍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等犧牲。3月任中共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委員。4月西路軍失敗後，餘部左支隊艱苦轉戰至新疆。同年冬被從蘇聯回國途經烏魯木齊的陳紹禹等以“托派”罪名逮捕，1938年初被錯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他平反昭雪。
冤殺之迷
被殺的過程
眾說紛紜，大致有：
其一：據紅四方軍戰史修改委員會辦公室成員赴新疆掉訪資料證實：1938年初春的一天，“新兵營”正在學習，忽然外面來人喊李特和黃超到總隊去。此後，李特、黃超再也沒有回來。調防人員還查閱西路軍餘部人員去蘇聯學習的名單以及去延安人員名單、被盛世才分配到新疆各地任職的名單，都沒有李特和黃超。
其二：《西路軍往事漫記》（二）中，說是在西路軍慘敗之後，有人問李先念：“你打算去蘇聯，還是延安？”李先念不假思索地回答：“去延安”。後來的歷史告訴李先念，那次問話，曾是一次生死的選擇。如果他要去蘇聯，將是另一番情景。因為有幾個想去蘇聯的西路軍將領，都被暗暗處決了。
其三：張國燾所著《我的回憶》第三冊（下）中寫道，“王明告訴我，李特、黃超就是托派，他們在迪化經鄧發審問，已招認是托派，並已槍決了。”回憶錄中還說：“王明向我宣洩的事實，和他那種要追隨史達林肅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到極大的刺激。李特、黃超是從1931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他們到鄂豫皖之前，我們並不熟識，中共中央卻舉薦他們任要職。我們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們為四方面軍工作，出生入死，貢獻極大；他們最後在西路軍中，經過無數艱險困難，率領數百人逃亡新疆。”張國燾甚至說，李特之死對他是一種“重大的刺激”，成為他“最後決定脫離中共”的重要原因。
其四：高華在他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只提陳雲知道這件事，然而陳雲幾十年守口如瓶的話，同時提出兩種可能，處死李特一是王明、康生等人為了討好毛澤東；二是鄧發得到延安的密電。這裡面順便提一句，鄧發去新疆工作是共產國際的安排，季米特洛夫對王稼祥講過鄧發的工作去向。（《王稼祥傳》，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222頁）。 曾經在鄧發手下作工的老黨員講過，他當時在新疆辦事處，這件事很複雜，檔案裡面都有記載，以後慢慢的說吧，從此再也沒有提起。所以，李特儘管被處死，然則過程始終撲朔迷離。
其五：李特是西路軍參謀長，黃超是四方面軍軍委秘書長、第五軍政委，他們在張國燾和毛的爭鬥中支持張，西路軍失敗後，與李先念等轉戰到迪化。秦書說：李、黃聽說王明從蘇聯回國已到迪化，沒和李先念等商量，就前往蘇聯駐迪化領事館要求面見王明，向共產國際告毛狀。李特、黃超在領事館被康生截下，然後通知陪同王明等同機而來的蘇聯顧問，說此兩人要謀殺王明，蘇聯顧問急忙報告蘇聯領事，後者與盛世才通電話，盛下令要領事館的衛兵就地處理。幾天后，黃、李死於督辦地下室的麻袋裡。康生回延安後向毛匯報此事，受到毛賞識(頁169-170)。（秦福銓2009年出版的《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
處死黃超、李特是1938年初（春）的事情，而王明、康生37年11月就離開了新疆，時間上對不上號；何況在37年12月李先念等人離開新疆時，黃超、李特還去機場送行，可見此時他們既沒有死也沒有失去自由。
被殺的原因
李特被處決的原因何在？他是托派嗎？不是。通過查閱全國的托派名單上，根本沒有李特的名字。何況，既是在“名單”之內的，也並非個個都是托派，例如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等。
李特是反革命、叛徒嗎？不是。
李特是張國燾的死黨嗎？也不是。張國燾的問題由他個人負責，李特的確與張國燾在鄂豫皖、川陝一起工作，但組成西路軍後，李特是忠實執行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方針政策的。
李特在長征途中最大的過失，是1935年9月11日，他奉命去追趕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的毛澤東，以至和彭德懷吵架一事。關於這一事件，宋任窮在《中共中央黨史資料》第20輯中撰文回顧說：“（1935年9月10日凌晨三時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我們摸黑走了大約二十多公里路，天快亮了，忽然從後面傳來命令：傳令兵通知，部隊原地停下。……紅軍學校教育長李特，這時持槍帶著幾個人從後面追到這裡。李特問毛澤東同志：‘現在總部政治委員張國燾同志來了命令要南下，你們怎么還要北上？’毛澤東同志從容不迫，鎮定自若地同往常一樣，從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出發，對李特曉以大義，語氣平穩、莊重，耐心地說明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指出當時情況下我軍只能北上，萬萬不能南下。”
于吉楠編著的《張國燾和“我的回憶”》一書中關於這段歷史時這樣記載的：“……李特把陳昌浩的一封信給彭德懷，要他停止北進，回頭南下，遭到彭德懷嚴詞拒絕。毛澤東同李特說了一些很感動人的話……，李特回去向陳昌浩做了報告。”
李特、黃超去追趕毛澤東等，是奉命行事。追上彭德懷、毛澤東以後，李特言行過火、過激，但當毛澤東等人曉以大義之後，李特還是聽毛澤東的話服從黨中央的。難道這就是李特遭殺身之禍的原因嗎？ 他們兩個年輕人思想單純，言行左傾，說些過激的話都可以理解，終不能為此而喪命？王明、康生作為派駐共產國際的代表途徑迪化，沒有權利下令槍斃紅軍的高級將領，何況鄧發也不可能聽他們的，再說王、康11月就離開迪化，李特、黃超是第二年的1月份或更晚才被槍斃，時間也對不上，所以還是高華說的“可能”有道理！但只有猜測沒有證據。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鄧發在迪化組織大家進行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學習。但是李特和黃超兩人不同意鄧發對紅四方面軍和西路軍的否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久，李特和黃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處死。兩人之死至今仍是一個謎：到底是誰下的命令，何人執行的？屍骨葬在哪裡？到今天也無從知曉。
西路軍
（西路軍組織機構）總指揮: 徐向前
政治委員: 陳昌浩
副總指揮: 王樹聲
參謀長: 李特
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供給部部長: 鄭義齋
衛生部部長: 蘇井觀
總部一局局長: 郭天明
二局局長: 宋侃夫
四局局長: 杜義德
政治保衛局局長: 曾傳六
5軍:
軍長董振堂,政委黃超;
參謀長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楊克明,
轄十三師(師長葉崇本,政治委員朱金暢).
十四師(師長郭錫三,政委謝良).
共四個團,三千餘人,槍10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5發.
9軍:
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松
參謀長陳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
轄二十五師(師長王海清,政委楊朝禮)
二十七師(師長陳家柱,政委易漢文)
共六個團,六千五百人,槍2500支,平均每槍子彈15發.
30軍:
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
參謀長黃皓顯,政治部主任李天煥.
轄八十八師(師長熊厚發,政委鄭維山)
八十九師(師長邵烈坤,政委張文德)
共六個團,七千人,槍3200支,平均每槍子彈25發
騎兵師:
師長董彥俊,政委秦道賢.共200人馬,槍200支,平均每槍子彈25發.
婦女獨立團:
團長王泉媛,政委吳富蓮,政治處主任華雙全
回民支隊:
司令員馬良駿(後叛變)
